“藏羌彝走廊”相关概念的提出及其范畴界定
徐学书
[摘要]1978年9月，费孝通先生首次提出“藏彝走廊”概念。在此基础上，近年学界又提出“藏羌彝走廊”、“藏羌彝文化走廊”、“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”等分属民族学、文化学、民俗学、经济学领域的相关概念，并在有关著述、公文、媒体中得到广泛使用。为了避免在概念理解上产生分歧，促使人们准确使用“藏羌彝走廊”及其相关概念，文章对“藏羌彝走廊”及其相关概念提出的历程进行了回顾，对“藏羌彝走廊”及其相关概念的范畴进行了界定和探讨。
[关键词]藏彝走廊；藏羌彝走廊；民族走廊；民族学；民族文化
“藏羌彝走廊”是指我国西部历史上以藏羌彝系统的众多民族(族群)先民为主体、纵贯大西北和大西南的民族迁徙通道区，为费孝通先生提出的“民族走廊”学说中具有代表性的区域之一，费先生称之为“藏彝走廊”，属民族学概念。由于该区域处于四方文化交汇之地、地理环境复杂多样且对外交通不便，形成和保留了丰富多姿、各具特色的多元民族文化，是我国乃至世界上多元文化和谐共生、相互交融的典范地区，同时也是我国乃至世界上自然生态最复杂多样的地区之一，绚丽多姿的民族文化与雄奇秀美的自然风光交相辉映，使该区域成为我国及世界上极具文化和自然魅力的地区。保护好该区域的多元民族文化，深入挖掘和利用民族文化资源发展文化产业，对促进该区域经济、政治、文化、社会、生态等领域建设，丰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、推进民族文化繁荣发展，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战略意义。近年，由“藏彝走廊”概念发展出“藏羌彝走廊”民族学概念，并衍生出“藏羌彝文化走廊”、“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”等多种相关概念。四川省社科院开展“四川省藏羌彝文化走廊文化资源调查与保护和利用研究”重大项目研究，需要对“藏羌彝走廊”及其相关概念的提出进行回顾梳理，对相关概念的范畴进行界定。为此，特在这里就笔者所了解的情况加以回顾，并就有关概念的范畴发表自己的看法。
一、“藏羌彝走廊”概念的提出
费孝通先生于1978年9月在北京全国政协民族组会议上首次提出“藏彝走廊”概念，此概念后来逐渐被许多学者接受并广为传播，成为我国民族学研究中广泛使用的重要概念之一，四川省著名民族学家李绍明先生及李星星研究员、石硕教授等在此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和宣传工作。关于“藏彝走廊”的命名，李绍明先生解释称：此走廊“以藏语支和彝语支的民族居多，故亦称之为‘藏彝走廊’”[1](P.2)。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应当使用地理学概念命名，因为使用代表藏语支和彝语支民族(族群)的“藏”、“彝”称谓冠名该“民族走廊”，容易被简单理解为“藏”、“彝”两个具体民族而产生误解，导致走廊区域内其他众多民族(族群)的“形象遮蔽”等诸多问题，因而部分学者对“藏彝走廊”概念一直持不同意见，在著述中亦使用“六江流域民族走廊”、“横断山民族走廊”等地理概念冠名的民族走廊概念，至今在我国学术界广泛使用的“西北民族走廊”、“北方草原民族走廊”、“南岭民族走廊”、“武陵民族走廊”等其他几条民族走廊概念也皆使用地理概念冠名。李绍明先生亦认为：“民族走廊虽是一个民族学概念，但它必须与地理学有关的概念有所挂钩或有所对应方能成立。”[1](P.6)但鉴于“藏彝走廊”已经成为“约定俗成”的一个民族学概念，且六江流域或横断山系与“藏彝走廊”的范围也不完全重合，故主张在没有更好的概念取代这一概念之前，仍宜使用“藏彝走廊”概念。
“藏彝走廊”概念提出不久，在费孝通、马曜等前辈民族学家的关心支持下，西南地区学者开展了大规模的“六江流域”民族调查，民族学、考古学、历史学、宗教学、语言学等领域的众多学者纷纷深入该区域进行多学科调查，文化部门也在此时组织展开了大规模的民间文学、音乐舞蹈、民间美术调查整理工作，该区域民族文化的神秘面纱逐渐被人们揭开。1983年孙宏开先生提出川西高原的羌语、普米语、嘉绒语和新发现的尔苏语、纳木依语、史兴语、木雅语、贵琼语、尔龚语、扎巴语等语言皆应属于羌语支语言的观点，后来又对此观点进一步深化完善①，并逐渐获得语言学界的普遍认同而成为主流观点。从历史和考古视角看，川西高原上众多族群与古代文献记载中的羌人、石棺葬考古文化遗存有着密切联系，族群之间在族群渊源上不同程度地具有一定同源关系。在民俗文化方面，文化工作者发现该区域的藏、羌、彝等众多民族彼此存在许多共有或近似的文化因素，反映出彼此之间应存在内在的文化联系。越来越多的调查资料表明，应将“藏彝走廊”地区作为一个文化区整体来加以研究。从历史时空坐标上看，“藏彝走廊”历史上的族群，在唐以前的几千年间一直主要为“羌人”及与“羌人”难以分割的“氐人”，正是这一时期的“羌人”或“氐羌”族群的频繁迁徙，使该区域具备了最典型的“民族走廊”特征；“藏”、“彝”族群则是自唐代以后才逐渐形成，“藏”、“彝”作为族群概念使用也是在近现代才出现，“羌人”在“藏”、“彝”族群崛起后的宋元时期仍为该区域分布广泛的重要族群，再考虑到语言学研究新进展反映的“藏彝走廊”核心区包括藏语支、彝语支、羌语支三大语支的族群语言状况，在大渡河上游至今依然有部分羌族人和自认为属于羌族的人群，因此笔者认为“藏彝走廊”宜增加“羌”称“藏羌彝走廊”，这样才能更加准确地反映该“走廊”地区在唐以前几千年间大规模的羌人迁徙活动，唐以后千年间羌人与藏、彝系统众多族群的先民共同在该区域迁徙、交融，近现代该区域仍以藏、羌、彝系统三大语支众多族群为主的历史和现状。
2003年11月1日，笔者参加了四川省民俗学会在成都召开的“四川民俗文化与文化强省建设学术研讨会”，发表了《保护藏羌民俗文化资源，促进川西北旅游发展》一文②。同年11月6日笔者又参加了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与西南民族研究会召开的“藏彝走廊历史文化学术讨论会”，在会上宣读了费老给大会的贺信。笔者在会场上正好有幸与任新建老师坐在一起，遂将自己关于“藏彝走廊”宜称“藏羌彝走廊”的想法与任老师进行交流，得到任老师的赞同，由此受到了鼓励。借大会发言之机，笔者讲了与任新建老师的交流意见，并提出“藏羌彝走廊”较“藏彝走廊”可以更好地反映该走廊的历史与现状，将“藏彝走廊”改称“藏羌彝走廊”会更全面、准确。
2008年4月，笔者在《西蜀岷山——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》和《关于整合资源构建世界级品牌旅游区“岷山旅游区”的建议》③中，使用了“藏羌彝系统民族”概念来统称“藏彝走廊”地区的藏语支、羌语支、彝语支族群，后来又多次在汶川地震灾后重建会议、巴蜀文化研究学术会议和学术论文中使用这一概念。2008年7月，阿坝州委宣传部出版《阿坝：藏羌走廊》④，介绍了“5·12”地震前的阿坝州民族文化和山水风光，从文化遗产廊道角度提出了“藏羌走廊”的概念。2008年10月，笔者作为主笔人之一参加四川省委宣传部组织的《四川省文化产业发展纲要(2009～2012)》(简称《纲要》)编写工作，在11月提交宣传部的文本初稿中，首次将“藏羌彝民族走廊”概念写入《纲要》，提出大力开发“藏羌彝民族走廊”文化资源发展民族文化产业，2009年1月《纲要》正式完成并呈送省委省政府审议。2011年11月，中央民族大学张曦博士在该校举办的“西北民族走廊的文明、宗教与族群关系研讨会”上，以《藏羌彝走廊的研究路径》为题对“藏羌彝走廊”的研究情况进行了粗略梳理⑤。自2012年2月起，笔者又连续在相关对策建议和文章中多次使用“藏羌彝走廊”或“藏羌彝民族走廊”概念⑥。2012年3月，任新建等在关于德格历史文化的座谈会上，提出使用“藏羌彝走廊”概念较“藏彝走廊”概念更为准确⑦。2012年12月，在北京召开的“第二届西部民族走廊学术研讨会”上，来自全国的众多学者首次围绕“藏羌彝走廊”主题对其概念及文化、生态有关问题进行了专门研讨⑧。2014年6月，西南民族大学申报的“藏羌彝走廊民族文化资源保护与产业发展协同创新中心”获批为“四川2011协同创新中心”。
如今，“藏羌彝走廊”已经成为民族学界广泛使用的民族学概念之一，这一概念是对“藏彝走廊”概念的发展和完善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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